化解过剩产能需要分而治之

化解过剩产能需要分而治之

对待产能过剩不宜简单粗暴，应完善落后产能退出的长效机制，优化先进产能输出以及全球资源配置

治理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但化解过剩产能是一个中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待产能过剩不宜简单粗暴，而要从应对新一轮国际冲击和占领产业竞争制高点的角度，完善落后产能退出的长效机制，优化先进产能输出以及全球资源配置。

“产能过剩”对实体经济形成较大制约。由于多年来我们一直没能有效地解决结构性的产能过剩难题，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国以往“大进大出”式的经济循环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周期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叠加使矛盾进一步凸显。更为严峻的是，中国重工业化的产业背景也将延长“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因此，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不仅仅是政府行政干预，更需要有市场化、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应对之策，需要分类调控，分而治之。

从全球看，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别巨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在一国可能显著过剩，但从某一国际区域来看并不过剩。比如，我国2009年产磷肥1386万吨，过剩无疑，但由于越南、菲律宾等产水稻的国家缺乏磷矿资源，而中国出口又存在成本优势，这样将中国及东南亚、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磷肥产能并无过剩。

如果从上述视野来审视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就能够将我们目前认定的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细分，并能更客观、科学地寻求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和可能性。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势在必行。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中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资金和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

首要的是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干预和控制。1994年财政分权改革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出现明显的“公司化”趋势。所谓“公司化”，指的是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承担企业经营管理角色的趋势，且各级政府与所辖企业形成的类似大型企业集团的利益共同体。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也导致了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降低，这是导致产能扩张的体制性原因。

因此，抑制中国式产能过剩必将减少政府对GDP的直接控制和干预，进一步简政放权，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不能让“看不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同时，消除政府不当干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种种扭曲的体制土壤，完善市场退出机制，避免部分产能化解或致“资金链断掉”、“银行贷款变坏账”等金融财政风险。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除了通过企业破产、并购和重组等压缩生产能力的方式来实现外，还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产能输出来实现。进一步研究淘汰落后产能的综合标准。探索综合考虑利用能耗、物耗、环境指标与设备工艺技术指标相结合的标准来界定落后产能，突破单一“规模”标准在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难以准确地区分先进和落后产能的局限。

一方面，要加快淘汰一部分落后生产和落后产能，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优化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低谷中为下一轮发展夯实基础。同时， 要努力稳定萎缩的市场需求， 使行业先进生产力能够生存。而对于企业而言，也需要“苦练内功”，在市场倒逼下，加快企业技术和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基建”走出去。当前，亚非拉美欧都面临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能源、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非常大。通过基建产业链上的建筑施工、工程机械、包括高铁在内的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联动实现 “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同步升级。此外，输出产能与中国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东盟升级版等战略，在海外设立零部件和研发基地，通过价值链重构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并形成“新雁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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