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资金截留机制必须多管齐下

化解资金截留机制必须多管齐下

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无疑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央行最近公布的两份数据值得关注：7月21日发布的2014年6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6月份货币市场成交量23.4万亿元，同比增长69.5%，环比增长3.8%。当月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2.85%，较5月份上行29个基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89%，较5月份上行32个基点。而上周(7月15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5.7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3.86万亿元。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1.08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14.7%，社会融资规模为1.97万亿元。

按理说，在目前信贷投放不少、银行间市场利率钉在低位的情况下，融资似乎并不难。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上半年广义货币增长达到14.7%，但社会依然感觉资金紧张，尤其是监管层对小微和三农的定向宽松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到位。　　最近，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就在演讲中称“僵尸企业占用大量信贷资源”。在当前我国货币供应总量宽松的同时，实体经济依然存在融资难与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表明我国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渠道存在某种“资金截留机制”，使得社会资金配置低效运行。社会资金截留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僵尸企业对信贷资源的无效占用。在产能过剩领域存在为数不少的僵尸企业，虽然企业发展前景十分黯淡，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边缘，但为了避免激化社会矛盾，避免风险急剧暴露，企业没有依法破产，仍在维持最低程度运转。僵尸企业贷款在金融机构贷款五级分类中仍为“正常”，金融机构按照计息规则计提贷款利息。由于僵尸企业实际上已较难支付利息，但通过“还旧借新”变相增加了社会信贷规模。二是房地产行业具备强大的“吸金”能力。社会资金向房地产业的过度聚集，使得房价快速上涨；而为了维持房价高位运行，又需要持续扩大的社会资金投入。三是地方政府融资成本敏感度差。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重任向地方政府转移，投资驱动已经成为地方稳增长的制胜法宝。为筹集项目投资资金，地方政府融资较少受融资成本约束，借助信托公司渠道的高成本信政合作融资成为潮流。　　资金流向低效企业，导致负债越来越多。可以看到，在投资稳增长的模式下，中国经济整体负债率也出现了上升，中国经济似乎陷入了稳增长与防风险两难的困境。据统计，2014年6月份中国信贷市场总负债率从去年末的297%上升至316%，意味着投资稳增长模式下债务负担仍在继续恶化。其中企业和金融部门恶化最为显著，企业负债/GDP从121%升至127%，金融部门非信贷市场负债/GDP从97%升至107%，而居民负债/GDP从36%升至37%，负债/GDP涨幅从44%升至46%。货币政策放松，中国经济出现回升，而经济整体负债率也上升，金融风险增大。若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采取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则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下滑。　　由此可见，在李克强总理强调货币政策不能大水漫灌的基调下，如何理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成为当前的重大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形势下需要将改革和逆周期政策进行结合，政府政策的意图是在维持对经济政策支持的前提下，继续避免进行粗放的总量调控，选择定向放松，从而起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作用。市场普遍认为，最大程度发挥中央银行“定向宽松”政策成效，必须绕过“资金截留机制”，否则“定向宽松”跑偏并不是没有可能。　　从这个角度出发，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化解资金截留机制必须多管齐下。其一，在解决中国金融体系固有结构性问题的同时，严格规范第三方担保。其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其融资渠道是一种路径，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督，促使其规范运营是另一条路径。其三，强化市场化改革，包括组合利用资产证券化、债务重组和不良贷款核销以及完善破产机制消解僵尸企业的风险，并通过财政补贴和放松市场管制鼓励并创造就业机会。其四，简政放权，减少国企垄断，开放市场管制，让社会资本有更多的投资机会，而不是只集聚在房地产等少数非理性追逐资产泡沫的领域。其五，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其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改变政府投资主导下的社会资本配置的扭曲状况。用专家的话说，只有市场化改革、政府改革和金融改革三轮齐动，才能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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